在中国，我们习惯把杰出人才比喻为千里马，把发现千里马的人比喻成伯乐。在美国政府就有这样一套“伯乐机制”——White House Fellowships，通常翻译成“白宫学者项目”。在Intel成为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后，我很荣幸被推荐并通过层层筛选，成为了2009-2010年那一届的白宫学者。
在白宫的一年，是我人生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我会在我所出版的书中谈到很多这方面的具体经历。之前，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当时申请的一些有趣情况《征宇聊美国 | 录取率万分之二的白宫学者如何申请》，现在我想谈谈白宫里最核心的高级官员们是怎么看中国的。
2009-2010届白宫学者与总统奥巴马的集体留影
首先说明一下，白宫学者不同于普通行政人员，是非常受政府重视和培养的一群人。因为白宫学者项目是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人才甄选机制，美国政府希望让这些人才通过亲身体验联邦政府的高层运作，提高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创始人约翰逊总统曾经表示：设立这一项目的宗旨是为有天赋和充满活力的年轻美国人创造条件，替国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关怀公共事务的未来领袖。
所以，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的日常工作通常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参与和了解政府运作。我们每周大约有50%的时间是和政府要员进行互动，参观各个部门的运作，比如我们会和总统或各部门部长直接开会，有时也会旁听有总统或副总统参与的会议等等，这样的会议在一周里大约有3到5个；每周我们还会被安排去1到2个部门参观，比如去某一个城市了解它的具体规划和运营情况，或者陪同NASA的部长一起去坐落在德州休斯顿的林顿·约翰逊太空中心（Lyndon B. Johnson Space Center）观摩航天发射等等；
第二部分是自己所在部门的日常工作。我当时是隶属于外交部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缩写为USAID，或称国际援助局）署长的特别助理。当时我在USAID的主要工作是推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通俗地讲就是政府通过和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合作，帮助一些贫困国家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因此，在白宫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很多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有机会倾听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些看法。
完美演绎中美融合的骆家辉
在白宫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曾多次见过骆家辉（Gary Locke），也和他有一些工作交集。
我非常敬佩骆家辉及他的经历，他是华人移民家庭的第三代，祖父曾在一位州长家里做佣人，父亲曾经参军，退役后经营餐馆和杂货店，所以骆家辉童年和家人挤住在为二次大战退役军人而建的低收入公共房屋里。他靠着自身的努力从一名佣人的后代起步，最终成为了华盛顿州州长。所以他常常会说：“100年前，我的祖父乘蒸汽船到了美国华盛顿州，他在一个白人家庭当佣人，这户人家距离州长官邸不到1英里路程。100年后，我宣誓就任华盛顿州州长。从州长家的厨房到大厅只有几步路，但我的家族整整花费了100年的时间。”
这样诙谐但又饱含励志意义的话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不过这肯定不是骆家辉的全部。近距离接触后，我发现骆家辉给我留下很深影响的地方，是他对华裔身份的一个很好的认知和融合。在认知方面，他从不回避华裔身份，他会说：“父辈从小就教育我，要勤奋笃学，重视家庭，要为自己的出身自豪”。在融合方面，他会很自豪地告诉别人，他是一个美国人，会为美国的利益而奋斗，但他同时也会说到，他非常看重自己的中国血脉，他非常骄傲自己是一名华裔。这些话从他的嘴里说出，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矛盾或突兀。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国家：尊重差异，包容差异，积极融合，崇尚奋斗。
第一代移民一定需要面对最多的困难和挑战，正如骆家辉的祖父，而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已经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但同时也可以延续和传承从原先国家带来的独有优点，正如骆家辉自己。
而在这一点上，已经先后得到两任总统的肯定，克林顿在他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特别提到了骆家辉的名字。克林顿说，骆家辉当选为华盛顿州州长，是“数百万美国亚裔移民中的两位所养育的值得骄傲的儿子。这些亚裔移民用他们的辛勤劳动、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和他们作为公民的良好表现，增强了美国的力量。他代表著我们大家都能够实现的未来。”
奥巴马总统在正式提名骆家辉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讲话中提到，我所能想到代替洪博培大使的最佳人选非骆家辉莫属，中美两国之间的持续合作对美国有利，对中国有利，也会使全世界受益，骆家辉的祖父曾是追寻美国梦的中国移民，因此骆家辉是继续这项合作的不二人选。
所以，从他的亲身经历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原来中国和美国之间是可以实现融合的，是不需要做出所谓“非此即彼”的选择的，你可以作为一个美国人，非常自豪，也可以作为一个华裔、一个炎黄子孙，非常自豪。
鲍威尔论中美关系
自1964年至今的五十多年，白宫学者项目已经诞生了超过800多位白宫学者，很多人走出白宫后成为了美国各个领域中的精英，其中最知名的政界精英非美国前国务卿柯林·鲍尔（Colin Powell）莫属。
鲍威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他曾以白宫学者为起点慢慢走上了从政之路，所以对我们的态度一直都非常亲切、和蔼。
他曾经和我们谈到过有关亚洲和中国方面的话题，让我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他个人觉得很可惜的一点是美国在中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而现在看来可能不得不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上面。对美国来说，他认为亚洲更具有真正的战略意义。而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是中国，所以中美关系才是未来最重要双边关系。后来，奥巴马总统也正式把中美关系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他接着又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敌是友其实还没有定义，而十几年来美国一直把精力放在了中东，却疏忽了亚洲这么一个极其重要的地区。
我当时问他，那你对中国的观点是什么？你觉得应该和中国发展怎样的一个关系？他回答说，这其实也是我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中国会不断成长，而他的发展是美国不可忽视的，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到底怎样以战略性的方式跟中国进行互动。我注意到，他没有说cooperate（合作），而只是用了engage（互动），这两个字的差异其实非常大。
我觉得这是鲍威尔很特别的一个观点，透露出这些当时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高级官员们，他们在中国关系上也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定位。这些代表美国的最高层官员们其实对到底怎么和中国合作，还没有最终确定。
当然，我们那时的谈话是在2009年，那是奥巴马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到奥巴马第二届总统任期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很多人对这个战略的理解比较负面，但我个人觉得中美关系中的机遇远大于分歧，未来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到底会如何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互相了解的程度和意愿。
国际开发署的内部争论
我所任职的国际开发署，是承担美国对外非军事援助的联邦政府机构，而我负责的工作是推动援助项目方面的PPP，即公私合作的援助模式。在此之前，USAID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开拓，而传统的援助方式效果又越来越不理想，所以PPP的推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看上去强势的政府会需要寻求企业的合作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当时，在整个非洲，拥有最好的物流基础不是政府，而是可口可乐公司，他可以把他的产品从美国运输到非洲最遥远的村庄，这是当时任何一个政府或公益组织都做不到的，而PPP所要做的就是将政府和这类企业相结合，依靠他们的物流基础来配送药物、粮食及其他资源。
当时在国际开发署内部，大家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也有过很多的讨论，一方面，大家觉得中国的做法“很PPP”，从做法上值得研究和学习。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都是走政府加企业的模式，政府提供了充足的援助资金，企业获得介入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模式使得中国在当地推进项目既快速又有效。
但另一方面，大家又认为中国的援助指向有些自私。因为中国通常会选择为基础建设提供援助，比如在当地兴建铁路、公路、机场或桥梁等等。很多官员认为中国是在用这种方式剥夺非洲的自然资源，而并没有真心想帮助当地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开发。
因为就美国而言，传统的援助方式就是提供教育或疾病控制方面的帮助，比如投入资金帮助培养当地的教育人才或医疗人才，他的本意是让当地人可以具备技能，自己去解决问题。但不知道是所需时间太久，还是实施方式不对，一直以来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
所以有另外一些人就会认为美国的传统对外援助措施看上去也并不成功，而中国至少到目前来看还是有不少成功案例的。比如当时我们去苏丹考察，到了那里和当地人谈起援助话题的时候，苏丹人就会说，中国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帮我们造了道路和桥梁，让我们这里有了实质的改变。相反，他们对西方公益组织的援助并不满意，他们会说，这些人来到我们这里这么多年，看上去也没什么起色。
如何衡量政府或公益组织的援助有没有成功，而政府跟企业之间的最佳合作模式应该如何，这是两个非常大的话题，而中国在这方面走的是和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一条路，因而也常常会被提及和讨论。
怎么会有“中国威胁论”
而在工商业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已经不需要我过多解释，指的是中国通过利用其低廉的劳动成本和高科技的引进，不仅使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也必然会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加大，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加剧，造成西方国家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损害他们的工业基础。而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这个声音更为强烈。事实上，持这个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无论我在英特尔工作时期，还是任白宫学者时期都曾听到过。在英特尔，他们会说，你不能相信中国，他们会把你的技术全部抄了，然后用低成本和你竞争，抢占市场。在白宫，他们会说，中国不是真正援助非洲，他们去非洲，是要抢夺非洲的资源。
所以，综合上述的种种可以发现：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甚至是政府核心官员，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一个有侵略性的国家，这与中国人对自我的认知和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中国近三十年来自身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从改革开放带动经济突飞猛进开始，中国逐步在世界上成为更有话语权的国家，这些改变让美国人在对中国的观感上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些认知却仍停留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并没有很大改善。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把中美关系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这份关系依然存在着不信任和误判，发生严重冲突也不无可能。例如，美国到底是正义的世界警察，帮助维持国际秩序，还是像中国人所说的，是一个在抑制中国和平崛起的霸权国家？到底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只纯粹想收复自己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还是会打破亚洲平静而需要让很多美国人加以提防？
看待中美的四个基础角度
在这些共同点和分歧点上，许多学者曾经以某些单一的角度，阐述过其复杂的构成原因，但他们可能都遗漏了在这一个重要问题上其实存在四个基础角度：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人。如果不能充分把握这四个既对立又相关的角度，以及了解历史过往和现代当前的相互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去定义中美双边关系，恐怕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看到那些潜在着的丰富机遇和巨大危机。
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我阅读了约翰·霍华德·格里芬关于如何把皮肤涂黑，扮成一个美国黑人，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到处旅行和工作的故事。他的书《像我这样的黑人》，帮助点燃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这本书的核心就是格里芬情感上的声音“如果我们将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里，去看看我们自己的行为，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种族歧视的可怕和可憎”。今天，这些种族歧视的根源已经消减，但对异类的恐惧还在分裂着我们。带着幽默和辛酸，我尝试以这四个角度去阐述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那些最核心问题的起源和结果，例如历史、政府、工作、社会关系和使命感。
现在，我会以书籍的方式帮助美国人了解一个迷人的、神秘的、有点令人恐惧但又引人入胜的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和理解。这么一份关注和理解，可能最终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和局限，让我们有机会成就伟大。同样，在中国，我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和更大的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深入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创新思维和国际资源，帮助更多的中国下一代站到世界舞台上成为杰出的国际领袖，并且让他们在财富、健康和人际关系上获得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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